大家好，我是侓诚，一个游走在科学和玄学两个世界边缘的普通科研搬砖人。
我们今天聊一聊“City”。
不久前出现了流行语“City不City”，大概有“高级不高级”“特别不特别”“好玩不好玩”等意思。我无意对这个现象进行点评，但是关于“City”的话题是城市研究人员的兴趣所在。尽管，我还是一个散装的科研人员。
“City”的中文翻译很简单，就是城市。在我们国家积弱图强的城市化过程中，“城市”似乎是一种美好的、理性的、光明的愿景，“进城”就是前进的方向。可能是从乡村到小镇，从小镇到大镇，从大镇到小城，从小城到大城，从大城到都市，从都市到大都市，从大都市到超级大都市，从超级大都市到国际大都市，诸如此类。
19世纪开始，经历科学革命、技术革命的西方国家就出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，“City”是马克思-恩格斯式的“一种资本异化”、齐美尔-沃斯式的“一种生活方式”、韦伯-霍华德式的“一种社会聚落”、涂尔干-柯布西耶式的“一种功能机械”。“主义论”“理念论”“文明论”“过程论”“结构论”“场所论”“实验室论”“生态圈论”“经济体论”“文化体论”等观点层出不穷。
在过去的理解中，“城市化”与“现代化”属于近义词。但当我们“凝视”西方国家的城市时，就会发现人的现代化并非只是人的城市化。跨过时空的束缚，我们能够发现“City”的现代性与历史性未必是一种时间概念，现代城市与历史城市也未必一种物理概念，而是一种由人自身赋予的“意义”。
最近，我参加了一场学术酒吧的活动，和一些朋友讨论了“City”的现代性与历史性，这个话题有点抽象。谢谢白菜和不二的用心准备！也谢谢大家愿意来听我聊天！
中国城市化中出现了许多“古典化的仿古”，在我看来都是由社会思想与认知世界中折射出的“现象”。中国古建筑很好，体现中国古人的许多智慧。可是，每次我走进历史建筑的场域时，感受到的更多是某种悲伤，这种悲伤压得我透不过气，我脑中不自觉地重复播放“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”。一座千年的古塔，是我们民族的荣耀，但是可能建造他的人死无埋骨之地。一座规模盛大的宫殿，是我们向世界宣告强大自信的文化资本，但鲜血淋漓的吃人也是真实的历史。一场文化的狂欢，需要多少个体默默献祭？！
我喜欢中国传统文化，但也痛恨之。如果古时候科技发达，我不相信真有必要不用一颗钉子去盖房子。如果古时候医疗健全，我不相信必须使用祝由术去治疗疾病。如果古时候文化昌明，我更不相信女性会有那千年的裹脚布。我们享受了现代社会的便利、福利与权利，是不是不应该再回到那种茹毛饮血、江湖仇杀的历史性中去？！在山中访仙的时候，我能听到来自我们这片土地遥远先民对美好的祈愿，是悲伤的，是幽怨的，是沉闷的。
当我大段背诵许多拗口的古文词汇，当老先生说必须要把他学的术数失传，我马上意识到促使我们国家文化发展的根源，不在过去，而在未来。古建筑城市也好，文化遗产也好，都该是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补充，而非必不可少的条件。当下是第四次文物普查的时间，“应保尽保”是国家大政方针，我非常赞成，我想这是自“现代性”“后现代性”以来的“超历史性/超现代性”哲学思潮，对古代城市、古建筑的社会构建问题恐怕要重要于对文物的物质保留问题。
关于什么是好的城市历史性改造。在我看来，这恐怕是一个暂无法科学定论的问题，所谓处理或平衡“现代性-历史性”不是我们红口白牙说说而已。当下，好的案例和不好的案例都很多，在许多时候都是相对的概念，我介绍不同时代的现代，主要是描述现象，如果为误解为一味批判中国，那我需要道歉。所谓“存在即合理”，这个“合理”可能更多指的是“合目的性”，而非某种必然。
这也是我漫长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，我还没有完成，暂无法做出确凿的回答。可以确定批评的是天津的估衣街与老城厢，所谓的“历史性”早就是破砖碎瓦了，老先生们奔走保护，但终究消失在这世界上。我遗憾的不是建筑的破坏，而是一种社会生活样本的湮灭，没有老城厢，天津就没有自己的“家乡”了。相比于“拆真立假”，我更不赞成“拆新立古”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优化配置复杂资源。
那我到底如何看待城市呢。在西方的语境中，城市，这个词听起来充满了文明、高雅、拼搏和奋斗的精神；乡村，仿佛就是野蛮、粗俗、低端和懒惰的代名词。温铁军先生在著作中提到：“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是以系统性剥削农村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的”。我头一次看到这句话是感到非常震撼的，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带有许多血泪的，我们国家和民族“尤擅”以自戕的方式实现美好的理想，只觉得世界上那些繁华城市的地底，堆积了数不清的森森白骨，日日夜夜无声咆哮。生活在城市中的人，除去劳动所得，获得了城市化带来的资本增值，对于城乡关系是不是该有一些“幸运者对不幸者”的愧怍呢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城市的历史性是隐含在现在性之内的。
甲辰年 癸酉月 甲戌日 子时初
刻关心科技和未来的侓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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